2019 年 4 月，梅琳达・弗伦奇・盖茨（Melinda French Gates）正在巡回宣传她的书《提升的时刻：赋权妇女如何改变世界（The Moment of Lift: How Empowering Women Changes The World）》，这本书也让读者了解到她与微软（Microsoft）公司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婚姻世界。
她向一位记者透露，最难写的部分是“我在婚姻中要求比尔给予更多平等的时刻”。她说，她的故事“也是数百万女性的故事”。
几个月后，梅林达做了一件数百万女性都很熟悉的烦心事：她咨询了一位离婚律师。今年 5 月，盖茨夫妇通过 Twitter 宣布，将结束 27 年的婚姻长跑。对于这个选择，他们解释说，“因为我们今后的人生将不再同频。”
事情似乎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就在梅琳达决定寻求法律顾问之前，《纽约时报》刚刚报道了比尔与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关系。2019 年，爱泼斯坦在曼哈顿一所监狱里自杀，当时他正因涉嫌拐卖未成年少女进行性交易面临着审判。比尔曾表示，他对两人的关系感到遗憾，他与爱泼斯坦会面只是为了讨论慈善事业。但至少可说明，他们的关系并非梅琳达在《提升的时刻》所讲述的那样。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盖茨夫妇错综复杂的婚姻，外界不得而知。但是作为全球顶级富翁，作为公众人物，他二人的决裂事关全球利益、影响深远。
在过去的二十一年里，盖茨夫妇打造了一个规模达 550 亿美元的慈善巨擘，这个巨擘不仅超过了行业里的其他机构，还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类型。2019 年，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捐赠了 50 亿美元，几乎是美国第二大基金会的 10 倍。
盖茨基金会一直倡导疫苗研发与推广，目标是降低儿童死亡率、根除小儿麻痹症等疾病。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里，盖茨夫妇以“客厅宽慰剂”形象为世界各地人们所熟知：他们常常出现在电视机前，致力于让观众了解此次疫情，以及疫情最终将如何得以控制。
▲ 2018 年，梅琳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印度尼亚组织的会议上发言
官宣离婚时，比尔和梅琳达表示仍相信盖茨基金会的使命，即帮助所有人过上健康、富有成效的生活，并会继续为此“共同努力”。
双方虽然承诺和平分手，却都找来好几个离婚律师。这就导致在盖茨基金会这个受到严格控制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些异议和质疑的声音 —— 他们怀疑盖茨基金会在未来是否还会像现在这样团结一致。
盖茨基金会一名前高管在消息宣布后不久表示：“我认为人们有点惊慌失措。盖茨基金会的信誉和地位现在摇摇欲坠，尤其是在性别赋权等领域里。大家真是忧心忡忡。”
盖茨的密友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上月底宣布辞去基金会第三受托人的职务之后，这种焦虑加剧了。巴菲特曾经承诺将把自己大部分财富都捐给盖茨基金会。上周，盖茨夫妇又公布一重磅消息：如果两年后两人中的任何一方决定不再合作，那么梅琳达将辞职，比尔将为她提供“个人资源”，让她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的慈善事业。
这一声明再一次加剧了围绕着梅琳达个人及其未来的猜测。多年来，她从一个极度隐秘的幕后人物，成长为一名在聚光灯下游刃有余的领袖，并越来越专注于一项独特的事业 —— 性别平等。
2019 年 10 月，当时正在咨询离婚律师的她，在《时代》杂志上宣称：“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女性能够做出决策、掌控资源、制定政策、形成观点。”与此同时，她承诺将投资 1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64.75 亿元）用于支持性别平等相关的事业。2021 年 6 月，梅琳达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被授予拉德克利夫勋章（Radcliffe Medal）后发表演讲，表达了自己对其他女性赋权典型人物的钦佩，比如已故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和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 劳伦・鲍威尔・乔布斯也是科技界亿万富翁的前配偶，现在可以自由地规划自己的慈善事业
长期关注盖茨基金会的顾问马丁・莱文（Martin Levine）表示：“显然，她的视角与比尔非常不同。”他指出，比尔一手打造了盖茨基金会，但他与妻子梅琳达那“日益增强的女性赋权感”之间存在着明显冲突。
一位盖茨基金会前高管也察觉到了这汹涌的暗潮。这位人士表示：“梅琳达一定发觉，自己很难表现得与比尔地位平等。比尔有时对房间里的每个人都不屑一顾，包括他自己的太太。”
梅琳达现在加入了劳伦・鲍威尔・乔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和麦肯齐・斯科特（MacKenzie Scott，贝索斯前妻）的行列，组成了一个独特的俱乐部：她们都曾是科技界亿万富翁的妻子，突然间脱离了束缚，可以自由地规划自己的慈善事业。
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马克・苏兹曼（Mark Suzman）评价道：“梅琳达能与各路领袖交谈，能和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们侃侃而谈，而且谈话都展开地非常有深度。在她的领域，她水平高，同理心强，善于倾听。”
一名前顾问预言：“她将成为一股力量，世界会因此受益。”用她的行话来说，梅琳达正准备“一飞冲天”。
在遇到丈夫之前，梅琳达・弗伦奇（Melinda French）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些聪明的男人长期在外面工作，把抚养孩子的重担留给妻子。梅琳达的父亲雷蒙德（Raymond）是达拉斯（Dallas，美国得克萨斯州第三大城市）的一名航空航天工程师，曾参与过最终将人类送上月球的阿波罗（Apollo）计划（所以书名才叫《提升的时刻》）。
朋友们坚称，私下里的梅琳达很有趣，时刻将自己“准备好”，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与此同时，梅琳达在采访中一直坚称比尔有一颗温柔的心，这似乎也是不可思议的。
梅琳达给人的印象，与其说她对巨额财富着迷，不如说她是在与巨额财富共存。她通常会减少服装上的装饰，避免在社交场合中引起尴尬。她说，周一早上和几个姐妹淘一起散步就是人生最大乐事之一。
梅琳达也是《觉醒之书（The Book of Awakening）》的作者马克・内波（Mark Nepo）等灵修作家的书迷。梅琳达少女时期就读于达拉斯的一所天主教女子学校乌尔苏琳学院（Ursuline Academy），在这里，梅琳达每周五天参加弥撒（天主教纪念耶稣牺牲的仪式）。
在乌尔苏琳学习的时期，梅琳达用早期的苹果电脑来学习编程。后来她去了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只用了 5 年时间就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86 年毕业时，优秀的梅琳达似乎注定要去 IBM 这样的老牌跨国公司工作。但那里的一位女性高管“劝退”她说，在这样一家成熟的公司里，女性无法走得更远，梅琳达如果去微软会发展得更好。当时的微软还只是西雅图一家快速发展的初创软件公司。
▲ 比尔和梅琳达在 1994 年步入婚姻殿堂
梅琳达便勇闯西北，加入了一家改变世界的公司。微软让人激动，也让人烦恼。同事们不只是在内部会议上挑战彼此，他们恨不得想把其他人都撕成碎片，自己成为比尔第二。在微软，梅琳达和同期的所有其他女性一样，不断寻找盟友，并为自己是否能够适应这种企业文化而感到担心。
入职大约六个月后，她开始和比尔・盖茨约会。
尽管比尔在向梅琳达求婚之前在白板上列了一份利弊清单，但后来他还是用浪漫的语言描述了他们的爱情，这让人想起了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爵士时代的经典之作《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比尔在戴维斯・古根海姆（Davis Guggenheim）2019 年执导的 Netflix 纪录片《走进比尔（Inside Bill’s Brain）》中回忆道：“我们第一次约会时，她准备了一盏绿灯，在办公室空无一人时点亮，这使我的到来有了意义。”这像是在致敬“黛西家码头尽头那盏通宵不灭的绿灯”。
公司其他人发现比尔和梅琳达走在一起，对此并不乐观。一位微软前顾问补充道：“他们俩订婚的消息让大家全都惊着了。大家都觉得梅琳达应该有更聪明的想法，但她很清楚自己要嫁给谁。”
梅琳达最初是微软 Word 的产品经理。后来她负责监督微软在线百科全书 Encarta 等项目的推出，最终手下管理了 1700 人。1996 年，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梅琳达离开了公司。尽管盖茨夫妇资源丰富，但她还是陷入了其他新手妈妈所熟悉的孤独和绝望之中。他们还将搬进比尔在 1994 年结婚前委托建造的一座巨大的新房子里，这一事实更加剧了她的孤独感。
盖茨夫妇于 2000 年创立了盖茨基金会，也就是在那一年，比尔辞去了微软首席执行官的职务。盖茨基金会旨在充分运用微软的智慧和雄心，用微软雄厚的财力应对这个时代的公共健康挑战。
基金会虽然凭借出色表现备受赞誉，但也因一些不可避免的与大型科技巨头相关的特点而受到批判：企业高管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有时甚至专横而霸道。例如，凭借其庞大的资金规模和游说政商界的力量，盖茨基金会推动了美国教育政策领域的一些极具争议性的改革，包括缩小学校规模和增加考试频次。数年之后，微软承认，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改革取得了成效。
1998 年，比尔在调查微软反竞争行为的国会听证会上表现暴躁，但之后盖茨基金会的种种表现让他的公众形象变得温和了。基金会也成为盖茨夫妇在婚姻中争取更平等地位的修罗场。
梅林达在《提升的时刻》中花了大量笔墨描写基金会的种种表现。这本书既是她的个人传记，也是她去到地球上那些贫困角落的游记。在那里，梅琳达与当地女性的接触使得她对公共卫生和精神成长有了深刻的认识。所以这本书足以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举全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和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向前一步（Lean In）》相媲美。
梅琳达在书中写道：“我最看重的就是基础关系中是否有爱、尊重、互惠、团队意识和归属感，以及是否能共同成长。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这是生活中最伟大的渴望之一。”
▲ 盖茨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马克・苏兹曼称赞梅琳达是个“同理心强的倾听者”
梅琳达说，有一次她向一位朋友抱怨，即使在和比尔一起工作的时候，她也觉得自己完全被无视。
盖茨夫妇和他们的离婚顾问都坚持认为，他们在基金会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都在基金会的办公室里工作。马克・苏兹曼在谈及他们的工作关系时说道：“比尔和梅琳达坐在我们会议室的一张长桌子的一头，他们会在经过非常激烈地讨论之后达成一致，然后作出决策。”
但在早期，一些工作人员并不是这样看待。其中一位员工回忆道，“当时基金会里有一种想要“取悦家长”的文化，这就造成了一种工作氛围 —— 每个人都在向上管理，试图给联合主席留个好印象。我认为比尔可能会因为他的身份而获得比梅琳达更多的关注。”
盖茨夫妇开展工作的方法也不同。格雷格・拉特利夫（Greg Ratliff）表示：“你会听到很多关于梅琳达影响巨大的说法，当然我也是这样想的。比尔喜欢的是教育技术工具，喜欢看它们能否运作、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加速人们的学习进度。梅琳达关注的是学生们的体验，以及工具对于教师来说有什么用。”
▲ 梅琳达成为公众人物的决定时刻：2012 年主持伦敦计划生育峰会，右为英国首相卡梅伦
如果说在梅琳达逐渐成为公众人物的过程中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的话，那就是 2012 年伦敦计划生育峰会。她主持了这次活动，与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其他世界领导人一起登上了舞台。在一场充满信心的主题演讲中，梅琳达表示，她坚信必须向全球女性提供避孕药具，并承诺将向这一事业捐赠逾 1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64.67 亿元），但此举遭到天主教会的批评。
梅琳达说：“比尔和我都是创新的忠实信徒。这也是我们最初被计算机技术吸引的原因。但今天能与各位一起为全球女性的福祉进行创新，这对我来说很新鲜，也很令人兴奋。”
我们不知道的是，这场全球关注的大会背后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梅琳达要求和比尔联合撰写给基金会利益相关者的年度信函，虽然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这封信被视为基金会的“国情咨文”。根据梅琳达的叙述，比尔拒绝了，他认为现状似乎很好。最终，比尔同意梅琳达就她最近的尼日尔和塞内加尔之旅写篇文章，然后将这篇文章囊括在他另一篇更重要的文件中。第二年，梅琳达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后来，她又作为合著者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地位。
▲ 梅琳达投资了面向女性的财务管理平台 Ellevest，其首席执行官是前华尔街高管萨利・克劳切克
2015 年还发生了一件事，一些观察人士现在认为这是导致盖茨夫妇最终分道扬镳的关键事件：梅琳达成立了自己的投资机构 Pivotal Ventures，致力于女性事业。与她谨慎的风格一致，该公司没有发布新闻稿，也没有大肆宣传，只是因为一些科技记者偶然发现了它的网站，才得以曝光。很能说明问题的是，Pivotal 被描述为一家“梅琳达・弗伦奇・盖茨公司”，她的婚前姓氏中鲜少这样出现。
当时，在该公司的 12 名员工中，有一位是梅林达最亲密的顾问：传播专家凯瑟琳・圣罗兰（Catherine St-Laurent），她后来与梅根・马克尔（Meghan Markle）和哈里王子一起为新基金会工作。
Pivotal 现在有大约 90 名员工，其总部就与盖茨基金会隔着华盛顿湖。目前，该公司已经进行了 150 多项投资 —— 既有风险投资，也有慈善投资 —— 都是为了缩小公共和私营部门内的性别差距。包括面向女性的财务管理平台 Ellevest，其首席执行官是前华尔街高管萨利・克劳切克（Sallie Krawcheck）。一位与梅琳达关系密切的人将 Pivotal 描述为“一个她可以以不同方式思考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公司是她的。
一位与梅琳达关系密切的前基金会高管解释说：“梅琳达真的相信，女性是支点。”
▲ 与世界首富贝索斯离婚后，小说家麦肯齐・斯科特加入 Pivotal Ventures，投资价值 4000 万美元的性别平等项目“平等不能等待（Equality Can 't Wait）”
盖茨夫妇离婚后，有人推测 Pivotal 将成为梅琳达日后的主要事业兴趣点。比尔也拥有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专注于突破性的清洁能源技术。
Pivotal 的赌注之一是一项价值 40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2.59 亿元）的“平等不能等待（Equality Can 't Wait）”计划，该计划去年由刚刚离婚的小说家斯科特（Scott）资助，目的是向那些提出改善性别平等变革想法的团体提供资助。自两年前与亚马逊（Amazon）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离婚之后，她已捐赠了近 9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582.17 亿元）。与此同时，她避开了聚光灯，似乎对自己不能更快地摆脱这些钱感到尴尬。
无论梅琳达未来如何发展，关键在于离开了比尔后的她是否还具备同样的影响力，毕竟是比尔的财富和身份使得她开启最初的“提升”。但话又说回来，自立门户也许是有好处的。
梅琳达曾写道：“当我站在比尔旁边说话时，我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我的位置让别人很难听到我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