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资委大力推动中央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数字化应用场景打造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和积极成效。”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介绍。
事实上，早在去年9月，国资委就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提出要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目标，并对国企如何推进数字化转型进行工作安排和指导。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杨继东看来，在国家、各地区和各行业层面积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有重要意义。国有企业肩负着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构成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同时，国有企业在推进数字化方面拥有充足持续的内外部资源和多层次全流程的核心能力，为国有企业数字化提供了基础保障和动力来源。
不过，另一方面，当前国有企业数字化仍面临新基建规划不成熟、数字化过程长期而艰巨、国有企业组织架构复杂等诸多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因此，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依然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公开讲话中表示，数字经济是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格局，实现国家经济优势的体现。
在杨继东看来，数字化转型正不断科技赋能国有企业，对其生产绩效、组织运营、创新、竞争模式以及国家战略部署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比如，南方电网公司将数字化定为一号工程，在公司的发展战略“十四五”规划中名列第一。
“数字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会重塑整个的企业的生产率、对生产关系。这不仅是一个企业的提质增效，对于整个流程、环节、要素参与方，都会改写重构，形成以数据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也形成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的影响力，这个影响是翻天覆地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陈强远表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项安波指出，数字化在央企的整合中可能会发生巨大作用。比如，神华和国家电能组成的国家能源集，两个巨无霸企业，都是世界五百强，很难实现业务融合，甚至文化理念上的趋同等。但在数字化基础上推动传统业务体系全方位改造，通过智能化提升决策管理方面的一体化科学化、信息化等，将人的因素被弱化，反而促进了整合，使它的业务财务管理治理逐步实现一体化。
从地区来看，数字化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部和东北部地区起步较晚，但是近几年企业数字化比例很高;西部地区上市样本比较少，但贵州和重庆企业的数字化比较突出。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仍存在问题，比如数字鸿沟问题，民营企业如阿里，它的平台作用，对于山区农民来说，很难判断是弥合了数字鸿沟还是加深了数字鸿沟，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只能去弥合数字鸿沟这个问题，哪怕是乡村战略，也是要抢抓发展机遇和履行社会责任，跟现在的共同富裕战略结合起来做。”项安波表示。
不过，尽管数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杨继东发现，总体上来说，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对数字化认识不够充分。不少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还缺少一些长期的规划，这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影响企业的长期绩效。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国资委积极推动数字化，很多企业都是一把手抓数字化的转型。
“一把手的数字化的意识，数字化思维，或者更拓展一点，他原有的专业，有没有受过数字化相关的一些训练，他的一些经历，可能会影响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的一些要素。”项安波表示。
比如，国企行业分布是传统制造为主，进行数字化改造的过程会有一个递进阶段，再进入到智能化网络化，这个路径需要研究。
按照计划，未来，国资委与工信部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强协同，引导推动中央企业着眼服务国家发展安全大局，聚焦行业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加强科研攻关，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构建新发展格局。
同时，聚焦国家长远需求，加强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通信息“大动脉”;立足国家重大战略，加快传统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改造升级，带动引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和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这些新业态新模式，会出现很多新的东西，监管包容审慎理念能不能延续，反垄断怎样融合，值得思考。
“在政策细节方面，强调在技术、管理、数据和安全方面的具体推进和落实;在转型方向方面，政策指导国企在产品、生产、用户和产业等多方位的数字化;在赋能举措方面，注重国企在建设基础设施、发展数字产业和攻克关键技术等方面来助力数字化转型。”杨继东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