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企业可以零时间、零距离、低成本、无边界地连接到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任何要素资源。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从重要特征看，正从“点”的爆发转向“群”的突破，可称之为“新技术群”;
从主要内容看，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3D技术、5G技术、量子技术，等等;
从发展趋势看，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从互联网到物联网，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能，从物联网到智联网，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从强人工智能到超人工智能;
从经济效应看，大大推动企业降本、提效、增值，特别是降低“三个成本”：基于信息通信技术ICT引致的交易成本降低，基于人工智能技术AIT引致的生产成本降低，基于“新技术群”革命引致的组织成本降低。
或者反过来看，将这一问题概括为可从哪些方面推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经济活动只有一个世界——物理世界。
数字经济时代，出现了“两个世界”并存的状况，企业经济活动可在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之间来回“穿越”。
不仅如此，利用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把物理世界、物体信息、业务场景映射到数字世界，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迁移到了数字世界进行，导致“两个世界”换位：物理世界沦为辅助，数字世界成为主体。
这样一来，数字世界替代物理世界，包括线上替代线下、虚拟空间替代实体空间，即企业经济活动的“去物理化”。例如，基于“数据”的制造范式，可以创造出脱离土地发展的新模式，破解土地缺乏供给弹性的难题，从而大幅度地节约土地，即“去物理化”生产。
再如，基于“线上”的办公模式，不仅可以大大节约通勤时间、空间，还可大幅度地节约办公用地，即“去物理化”办公。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态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去物理化”发展，正成为衡量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发展的重要标志。
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产品功能对应一个物质载体，即1+1，这是常态。
数字经济时代，若干产品功能只有一个物质载体，即N+1;再发展至若干产品功能一个减量物质载体，即“减物质化”，N+1/m;后发展至若干产品功能没有物质载体，即“去物质化”，N+0。
目前看来，越来越多的产品在去物质化。例如货币，支付1.0，现金支付;支付2.0，刷卡支付;支付3.0，手机支付;支付4.0，刷脸支付。作为货币4.0，字节取代实体，数据取代实物，其完全数字化、软件化了。
除产品本身去物质化外，还有生产过程去物质化。例如，在APP工厂里，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在一起上班，他们都在从事APP的软件开发，这样的数字工厂与传统工厂完全不同，即生产过程的去物质化。
这里，数字技术成为劳动工具，海量数据成为劳动对象。
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经济活动局限于物理世界，由于自然障碍、地区利益、国别差异(文化特色、制度不同)，物理世界完全被“碎片化”了。
换句话说，在物理世界里，一切都是有边界的。就企业而言，存在产品边界、行业边界、产业边界、市场边界。
数字经济时代，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引致的互联互通，整个底层逻辑被打通了，客观世界由“碎片化”转向“一体化”。不仅物理世界在加速“一体化”，而且数字世界更是“一体化”的。就企业而言，边界被打破了，企业从有界发展转向跨界发展，再到无界发展，“去边界化”发展成为主流趋势。
这样，企业竞争也从有界竞争转向跨界竞争，再到无界竞争，其典型是“我打败你，与你无关”。同时，和合、融合、协同、共生成为时代主题。
就企业而言，从产品品牌发展至场景品牌、生态品牌，出现了生态经济、生态收入，其中包括生态链、生态圈、生态群等。
数字经济时代，人机协同特别是大规模的“机器换人”，已成为各行各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其中，包括：无人银行、无人超市、无人停车、无人加油、无人驾驶等。大量工作要么由机器人“智能”操作，要么由消费者“自助”完成。
无疑，“去人工化”是指前一种，即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对普通劳动者岗位的替代，出现了零接触经济、非接触经济、无接触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
不仅如此，生产领域的工业机器人通常可从事“三高”工作，即高危险性、高重复性、高精密性，与人类劳动相比较，它们一般不会犯错也无需休息，生产率和安全性得到极大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去人工化，一方面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另一方面产生就业创造效应;整体上看，存在就业优化效应和就业促进效应。
工业经济时代，人们跟着流水线的“节奏”走，流水线对从事重复性工作的体力型劳动者而言，客观上具有“去管理化”的效应。
数字经济时代，基于“数据+算力+算法”的人工智能技术，具有赋权、赋值、赋能、赋智作用，在对业务操作层实现去管理化的同时，对管理执行层、经营决策层也实现了去管理化。
借助“新技术群”，特别是软件替代智能、数据驱动决策，导致企业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去管理化，或曰智能管理。其中，包括“机在干，网在看，云在算”。
这里，根据“数字痕迹”，不仅即时给出生产经营信息反馈，还能即时作出生产经营重大决策，做到精准生产、精准决策。
可见，“新技术群”对从事创造性工作的脑力型劳动者同样具有去管理化的效应。需要指出的是，与工业经济时代员工以他组织管理方式不同，数字经济时代员工则以自组织管理方式为主，自我导向、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驱动是数字经济时代员工去管理化发展的本质特征。
工业经济时代，通过雇佣和被雇佣的长期合约关系，员工与单位深度融为一体。员工以“单位+个人”的方式从事工作，一人一个职业、一个身份、一份工作、一份收入。
数字经济时代，员工可以脱离单位关系，在单位外为单位服务，即以“去单位化”“去雇佣化”的方式进行工作，由“在职员工”变为“在线员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劳动力供需之间的即时配置。
这样一来，员工可以一人多个职业、多个身份、多份工作、多份收入。这里，员工由过去的“单位人”转变为现在的“社会人”，即由固定单位员工变为灵活单位员工，由被一个单位使用变为被多个单位使用，成为“共享员工”，这是对人的最大解放、最大发展。
工业经济时代，企业采用“金字塔”式垂直结构，官僚化、层级化是其重要特征。尽管后来部分企业改为“倒三角”结构，即高层为中层服务、中层为基层服务、基层为用户服务，但“中心化”程度仍然较高。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内部中间部门、中层部门被取消了，其重构为敏捷前台、共享中台、基础后台，通常称为“三台”架构;加之企业内部引入市场机制，即企业完全市场化，其典型做法是，人人成为创客，十几人或几十人成为一个微经济体。这样一来，企业组织结构经历了从“帆船”(中小型企业)到“巨轮”(“大一统”企业体)再到“联合舰队”(“模块化”企业群)的演变。在“联合舰队”的形态下，其中的若干微经济体作为模块，可进可出;整个企业可大可小，柔性弹性，与外部环境适时契合、动态匹配。而实际上，企业变成了由一个个节点组成的价值网络，进而成为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里，没有中心;或者，任何个体都是中心，即“多中心化”或“去中心化”。
工业经济时代，由于时间差、空间差的存在，加之信息不对称、不透明造成的信息差，这为中介环节的存在提供了天然土壤，中介环节在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实现供求总量、结构均衡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数字经济时代，从时间上实现了即时联系，从空间上实现了即时到达，信息对称性、透明度提高带来的信息差消失，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点到点、端到端，直通直达、无缝对接。这样一来，中介环节的存在价值发生动摇，“去渠道化”或“去中介化”正成大势。不仅如此，随着个性化定制需求的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直接参与企业设计、研发、生产、制作，消费者与生产者由分离走向合一，即“产消者”的出现，导致中介环节彻底消失。总之，去中介化的实质是以一种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新模式取代旧模式。
工业经济时代，实现资源配置优化是建立在所有权理论上的，一切要素资源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等，都要归于企业所有。企业基于要素资源供给驱动，有什么要素资源就做什么产品产业，要素资源内部集聚、独占。这样一来，企业成本很高，总体发展缓慢。数字经济时代，资源配置优化从所有权理论转向使用权理论，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即“去拥有化”。企业基于用户需求变化驱动，没有什么要素资源也能做什么产品产业，要素资源外部整合、共享。借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企业可以零时间、零距离、低成本、无边界地连接到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任何要素资源。这里，连接胜于拥有，连接替代拥有。通过连接，要素资源不仅集聚范围更广、集聚成本更低，而且集聚速度更快，因连接的即时性可在全社会范围内快速整合要素资源，从而实现企业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即非线性、指数型增长。
工业经济时代，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变化缓慢、变动较小，企业是基于确定性情景对一系列经济活动作出决策。这里，企业在连续性的框架内讨论未来走向，将未来看作是今天趋势的线性变化，“同道追赶”是其思维逻辑。数字经济时代，VUCA成为常态。V，Volatility，指易变性;U，Uncertainty，指不确定性;C，Complexity，指复杂性;A，Ambiguity，指模糊性。总之，“去确定化”。请参考笔者之前的文章《企业数字化转型：从乌卡到乌卡2.0》这里，企业在非连续性的框架内讨论未来走向，将未来看作是今天趋势的非线性变化，断点、突变、颠覆成为常态，“换道发展”是其思维逻辑。也就是说，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是基于不确定性情景对一系列经济活动作出决策，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的涌现，既是加剧不确定性的原因，也是解决不确定性的手段。借助“新技术群”，一方面，企业可以根据过往数据对经济活动可能出现的问题加以预防;另一方面，企业基于“数据+算力+算法”，可对经济活动即时、实时作出处置，以与场景适时契合、动态匹配。
